楊耀健/重慶渝北區
  背景:川江本是木船一統天下,近代以來四川的大小河流全靠木船經營運輸。重慶乃長江上游航運中心,川江水系木船常年雲集港內,數以千計。各地船主為發展壯大,以地區或貨物分類,組成行幫,抱團從業。
  幫派眾多 山頭林立
  清朝乾隆年間,重慶木船運輸業已經有廣幫、川幫之分。據《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》記載:“廣幫裝撥下楚一切等省客貨,川幫裝撥本省境內進出一切口岸地方客貨……已立合約,彼此不得爭裝。”到清光緒三年(1877年),以重慶為中心形成三大木船幫派,以朝天門為界,長江上游的船幫稱上河幫,長江下游的船幫稱下河幫,嘉陵江為小河幫。
  各大幫內又有若干小幫,各自把持大小河和本幫地區的航運業務。上河幫分為七幫:富鹽幫、金堂幫、嘉陽幫、敘府幫、合江納溪幫、江津幫、綦江幫。下河幫分為八幫,其中包括川五幫:大紅旗幫、長涪幫、忠豐石幫、萬縣幫、雲開奉巫幫;楚三幫:長旗幫、短旗幫、廟宜幫。小河幫分四幫:渠河幫、合川幫、遂寧幫、保寧幫。
  此外,還有往來於重慶的攬載五幫:木洞洛磧攬載幫、長壽攬載幫、忠豐石攬載幫、涪陵攬載幫、萬縣攬載幫,以及重慶各區縣擁有的九個船幫,總計以重慶為中心的川江木船運輸業共有三十三幫。各幫自成山頭,儼如防區,但一般不會主動挑起衝突。
  船幫擁有多艘木船,成批承運糧食、布匹、山貨、鹽、茶葉等物資,有時也受雇運送客商,是近代效率最高的運輸組織。
  行規行章 強制執行
  船幫的形成,主要有三個原因:一是單船運輸量有限,遇有大客商貨單,單憑一家船隻難以承運,只有組成船隊才能接大單。其次,船民以船為家,居無定所,容易被人欺負,必須拉幫結派自衛,其成員大多為親戚或同鄉關係。第三,川江灘多浪激,遇險時必須有人傾力相助,唯有幫派靠得住。
  當然,允許船幫存在,也有官府想控制船民,維護社會秩序的因素。船幫的主要使命,大致為執行官府旨意,向船工指派官差,收取雜費。掌握本碼頭班子,舉辦封建性禮教活動。出頭承攬客貨,與貨主協商運價。訂立行規條款,督促執行,調解糾紛。
  為了服眾,船幫會首多由袍哥大爺擔當。他們上與官府來往,下與地方頭面人物應酬,船民大小事情均需仰仗他們出面斡旋,以求安全保障和業務關照。為此,船民必須向會首繳納各種費用,如靠岸費、業務介紹費、船頭費、紅利錢等。他們還要向行幫交納各種封建性禮教的抽頭費,如陰曆三月十五的財神會、四月廿八的岳王會、六月初六的王爺會等費用。
  1936年,袍哥大爺張曉嵐秉承官府意旨,組織萬縣民船商業同業公會,將萬縣港各船幫置於其管轄之下。凡在萬縣港裝貨,均須按貨物分類收費,如鹽每包收費三角,攬載船要送“四節”錢,即臘月辭歲、正月拜年、端午賀節、六月六王爺會四個節日,不送錢者封船禁航。
  時代進步 終至衰落
  19世紀末,外國機動輪船進入重慶,標志著川江航運的機器時代到來,具有進步意義。同時,卻給木船運輸帶來滅頂之災。
  機動輪船馬力大,承載力強,川江幹流進出口貨物和旅客,逐漸被輪船奪走,木船業務受到很大影響,船工難以維生。各船幫為了生存,進行過暴力抗爭。1922年,下河八幫鹽運業務受到輪船威脅,幫主糾集船主及船工強行登輪,大肆搗毀機器設備,砸死領江員。1923年,船幫又在萬縣殺死“安利”洋行代表霍勒,引起國際糾紛。但是,由於軍閥割據,沿江關卡林立,盜匪充斥,鹽商們考慮以木船運鹽損失巨大,後來將鹽全部托交輪船運輸。其他客商也紛紛效仿。大勢所趨,船幫莫可奈何,木船業走向衰落。
  幫派組織封建性強,地域色彩濃重,規模較小,比較分散。它們既不便於承擔大規模的運輸,又缺乏健全的管理機制。在船隻精良,運輸種類齊全,管理體制先進的輪船公司的壁壘前,很難與之競爭,最終敗下陣來。木船幫的成員或求職於輪船公司,或自謀職業,只剩下少數船隻,承運短途業務。
  1936年11月,替代船幫的重慶市撥船船員工會成立,辦事機構設在東水門,負責人葉竹青。該工會下設金紫門、南紀門、太平門、東水門、朝天門、千廝門、臨江門、黃葛渡、海棠溪九個分會,代理船工事宜。
  抗戰時期長江中下游失守,航線縮短。為加強聯繫西北地區,國民政府交通部將嘉陵江納入航運重點,開通重慶經合川、南充、閬中、蒼溪到廣元的航線。因嘉陵江河道彎多水淺,木船重新派上用場,本埠回升到千艘以上,每隻船平均載貨15噸,為抗戰作出了積極貢獻。
  新中國建立,機動船逐漸取代木船。到1980年代,木船和動聽的川江號子,一道消失在歷史長河中,卻在老市民的腦海中留下難忘的記憶。  (原標題:那些年川江上的木船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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